​长征中红军由败转胜的起点-通道会议的细节分析

长征中红军由败转胜的起点-通道会议的细节分析

1934年11月底，湘江血战之后，中央红军由8.6万人左右锐减到3万余人，形势十分严峻。

一方面，蒋介石调集了15个师40万人左右继续压往湘西，妄图一举消灭红军；另一方面，蒋介石已经通过红军的动向预估了红军的战略意图，判断红军要去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在红军的前方，蒋介石安排何键的湘军和中央军薛岳部共计约20万人摆了一个口袋阵，等着红军去钻。

此时的形势只能用危如累卵来形容。是继续执行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令，执行共产国际确认过的命令，继续按照原计划往敌人口袋里钻？还是改变进军方向，另行寻找生路？成为了摆在红军领导层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且必须快速决定，因为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时不我待。

1934年12月12日，军委组织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博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七人参加。

细节一、会议属于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员不多，毛主席为邀请列席人员

通道会议是在湘江血战之后10天左右进行的，此时红军仍然没有获得喘息的机会，国民党军前堵后截，没有时间和条件去长时间的开会去总结经验教训和讨论确定下一步的战略方向，只能先尽快的解决眼前的生存问题，即进军方向的问题。

毛主席自1932年宁都会议之后，已经脱离军事指挥两年多了，这次值此红军生死存亡之际，在周恩来的邀请之下，再次复出列席军事会议，反映了此时的中央领导层已经开始认识到了毛主席在军事指挥上的正确性，并且开始让毛主席有表达正确意见的机会。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节节败退，尤其是湘江血战，五万多红军伤亡的血的教训更是让大家认清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路线的错误。如果继续按照博古李德指定的方向走下去湘西钻湘军的口袋阵，那么红军极有可能全军覆没，这样巨大的历史责任没人能够承担。

细节二、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时间很短，只有两个小时左右

湘江血战后，博古李德两人自感负有重大责任，因此情绪一直不高，在军事指挥上变的积极性不高，较少进行发言，此时红军的指挥事实上是由周恩来主抓，与朱德朱老总一起商量决定红军的军事行动。

由于时间紧张，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召集了此次军委临时会议，又由于周恩来对于毛主席非常了解和钦佩，清楚毛主席对于军事指挥战略十分擅长，果断邀请毛主席列席此次会议，希望借重毛主席的军事才能解决迫在眉睫的危险。而毛主席的出席会议并发言也成了这次临时会议的关键点。

笔者在此按言，事实上开会前周恩来已经收到了地下党组织的情报，确认了湘军和蒋介石中央军在前面布下口袋阵的具体部署，知道了如果继续前进几乎没有幸理，所以改变行军方向是必须的。

细节三、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执行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方针

会议中，李德首先发言，一方面他针对毛主席列席会议表示了不满，认为毛主席没有资格出席军事指挥的会议，言谈之中多有不敬之处；另一方面，他还是老生常谈的讲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是共产国际确认过的行动方针，而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下属分支，按照党的纪律理应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

李德此时仍是红军的军事顾问，虽然湘江血战极大的动摇了他和博古的威信，但是他仍然以军事指挥者自居，仍然想着推动红军往既定的方向行军，洋大人的架子一时还放不下。

短时间的安静之后，列席会议的毛主席发言了。毛主席一五一十的给与会人员剖析了前面有湘军与蒋军布置口袋阵的情况，并且在湘江血战中大家都见识到了湘军的战斗力。而红军目前主力伤亡巨大，人员弹药损失都很大，并且极度疲劳，再按照既定方向进军去硬碰湘军，恐怕是鸡蛋碰石头。而贵州方向，直对红军的方向只有不到两个团的守军，并且黔军是双枪兵，战斗力很差，打到贵州北部地区，休养补充部队，获得喘息的时间，乃至建立根据地是有机会的。

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几乎是没有多少犹豫的，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全都立刻赞同毛主席的发言，一致赞同改变行军方向。

会上团结一致的气氛，让博古李德发觉到他们的军事指挥路线已经彻底的受到了质疑，再坚持原有的行军方向恐怕行不通了。李德生气的大声强调了一遍：“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可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然后就转身中途离开会场了。

没有人接李德的话，从头至尾也没有人提目前改变进军方向是否与共产国际的指令不合。这些中国共产党的精英们，他们都有着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如果说湘江血战之前还有些同志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上有着强大的惯性的话，湘江血战五万多红军的鲜血已经让他们警醒了，这个教训已经足够惨重了，惨重到呼吸之间都感到充满了血的味道。如果说这是学费的话，那么这个学费的代价实在太高了，高的让人难以承受。

细节四、博古此时作为党中央的总负责，没有正面反对决议，但对于决议保留意见

客观的说，博古此时作为总负责，如果铁心的反对行军方向的改变，会造成很大的阻碍。

但是博古并非食古不化之人，也并非铁石心肠之人。在见到湘江血战中红军牺牲的惨状之后，博古在过湘江后甚至想抽枪自杀，只是被拦下了。

此时他的心中应该已经隐约的有所察觉，也许僵化的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决策是错误的，作为一个坚定执行共产国际命令的执行者，他又不愿也不敢否定共产国际的指令，因此他保留意见，自己仍然支持向湘西进军的方向。

这个态度对会议的顺利进行和改变进军方向决议的顺利通过是有所帮助的。

细节五、会议决议是由周恩来拍板，并且立即与朱德总司令签字下发执行

应当说，不按照共产国际指令行事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但是周恩来同志以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历史责任感，毫不犹豫的对决议的通过下了结论：“我宣布，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决议通过。”

事态紧急，周恩来立刻与朱老总签发了转变进军方向到贵州北部的命令。电报开头为“十万火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万火急电报。

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第一次用自己的内部会议做出了与共产国际不一致的决定，当然，在会议上，通过决议的人员都对此避而不谈，对李德的话他们也不接话。但是，他们都清楚，这实际上是与共产国际指令相违背的。面对眼前的绝境，作为此时党的决策层精英，无论如何难以接受明显的羊入虎口的错误决策，此时理智战胜了僵化的惯性思维，他们不得不做出这种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决策。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通道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开端。

细节六、通道会议是一场临时会议，并未正式做出改变战略方向的决定

通道会议只是在红军面临危机情况的时候，党的决策层当机立断，实事求是，改变了行军的方向，要往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地区进军，但是并不是正式的改变战略方向，只是暂时改变了行军的方向。通道会议由于时间短，只有两个小时左右，又没有会议记录，只是一个临时会议，因此历史上又被称为“飞行会议”。

所以战略方向的改变仍有反复，博古李德后来仍然下令要往湘西地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战略方向的改变要到黎平会议来完成，黎平会议的情况大家可以看笔者的另一篇有关文章。

最后总结，通道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他使得中央红军得以避免陷入绝境，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和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通道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方面走出了关键的一小步，这步子虽然小，却是第一步，意义之重大，自然无须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