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那些有趣的事

七十年代那些有趣的事

曲阜，是因为城东有阜，委曲长七八里，因而得名。

我一直认为是因为泗河，就是朱熹写的“胜日寻芳泗水滨”的那条河，弯弯曲曲地围着曲阜城转，才叫曲阜。泗河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水流从东向西。曲阜这边就一直有句话：圣人门前倒流水。

曲阜城就在泗水河转弯的这个半圆里。河北面，是一片平原，没有山。七几年，没有污染，空气好，黄昏的时候，能清晰地看到北面远处的山，我会呆呆地看着那山：好远啊，山上有什么呢？山的那一边又是什么呢？

我好盼望快点长大，我要走过去，走出去，我要到山外边看看。

我就在这片平原上长大，那里，也留下了我童年的记忆。

氨水不能用嘴吸

七几年，土地没承包，大家都还是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一百多户人家，不到二百户。地是生产队的，每年、每季种什么，都是队里定。每天，队长在村头大树下敲铃，聚齐了，队长派工，谁谁去耕地，谁谁去浇地，谁谁去施肥，派完了，小组长领着出工了，每天傍晚，有记工员记工。到年底了，根据工分，分配地里收的粮食。

那时候，人都很简单，就是出力干活，谁家也不比谁家更好，大家都差不多。

村头会留出一块地，有个十多亩，种菜。葱，韭菜，萝卜，白菜，辣椒。一年四季，除了冬天，都有菜。菜长好了，就收，按每户的人数，分。菜没了，分到谁家算谁家，没分到的，下次收了，接着往下分。

菜地里，有一眼井，井口，有一架水车。一头蒙了眼的毛驴，拉着水车不紧不慢地转，水从井里汩汩地流出来。

平常，有一个人侍弄这个菜园。晚上，也就住在菜地搭起来的窝棚里，看菜园。

那时候，日子慢，也没什么可着急的事儿。日复一日，就像那头蒙了眼的毛驴，一圈一圈地转。

菜地里施肥，基本就是农家肥，种出来的韭菜，味很浓，包的大包子，一股诱人的韭菜香，现在还能记起来。

后来，就有氨水了。就是一个坛子里，封着口，里面是味道刺鼻的氨水味儿，离近了，熏眼。

侍弄菜园的，姓孔，叫孔凡德。凡德个头高，有点驼背，眼很大，老是一副生气的样子，脖子上挂着烟袋。没人叫他名字，都叫他大个子。

大个子性子急，种菜是把好手。我们小伙伴们菜园玩，大个子往外轰，不让进。可我们还是喜欢去那里玩。喜欢看他在菜地里拔草，喜欢在井口，看毛驴拉水车。

水车提上来的水流很缓。好在水沟常年用，都浸透了，水沟里也就一股清流，那样不急不慢地流。

氨水坛子口，插进去一截皮管，吸一下，氨水就流出来了，流到水沟里，和沟里的水混在一起，流到菜地里。现在看，那也就是一个虹吸现象，没什么神奇的。

我们去玩的时候，正赶上大个子换氨水坛子。他来不及轰我们，就远远地围着他，看他怎么把氨水放出来。他捣弄了好久，还是没弄好，大个子看样子是急了，把皮管伸到嘴里，用力吸了一口，随后，就听见他“啊”地一声，跳了起来。我们吓坏了，以为他又来轰赶，就赶紧跑了，远远地看见大个子弯着腰，在吐。

那次，把大个子害得够呛。

2、姜老师偷柴油

七几年也推行义务教育了，村里有学校。我们村大，学校有小学，初中。

小学课就是语文，算数，音乐和体育。音乐课就是老师教唱歌，《我是公社小社员》之类的。那时候喜欢上体育课，就是老师领着整队出来，也说不上是操场，就是在教室外面，分两队排好，接力，比赛跑得快，看两个队哪个跑得快。

冬天，知道第二天要体育课，为了跑得快，在家里就要求不穿棉裤，宁愿挨冻，穿了单衣，那样跑起来利索。

到了初中，就有物理课、化学课了，算数改名叫数学了。好盼望上初中，因为数学里有X,Y，还有方程，觉得那个好高级。

那时候，老师大部分是农办老师，有个高中毕业的老师就很好了。一个学校，也就两三个公办老师，也就是发工资的师范毕业老师。其他的，从村里认字多的几个人中选。

到了我上初一的时候，正迷着看小说，看外国小说，有描写神父在胸前画十字，我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问语文老师，老师怔怔地看着我手里的小说，讪讪地笑了笑，没说什么。

我后来也就对外国小说不感兴趣，直到后来看《基督山伯爵》。

姜老师是复员军人。教我们物理，那时候开始学浮力什么的了。一块木头上，有一个铁块，放在水盆里，然后怎样怎样，我倒是对这个学得很明白。

农办老师教课记工分，每月有几块津贴，下课后，老师回家还要下地干活。

那时候，没有什么机械化，唯一算是机械的东西，就是地里浇地用的抽水机，一个水泵在井里，旁边一台柴油机。那台柴油机，就是村里最高级的机械，为了它，村里在机井旁边盖一个小屋，有时候锁门，有时候，不锁门。

一天早上，姜老师还没起床，就听到有人敲门，有点像砸门。姜老师披着衣服开了门，是队长。队长黑着脸，说：你偷队里柴油机里的柴油了。姜老师说我没有。队长说，你出来看看。地上一条线，颜色很深，曲曲弯弯，从地里机井画了一路，从墙头，进了姜老师的家。

姜老师被村里的民兵押着，游街，脖子上挂了个油壶，那个油壶底下有个眼儿。

姜老师不教课了。他活到八十多，胡子拉碴的，很健谈。

3、从反面看电影

演电影是村里最欢乐的事。

县里的放映员骑着自行车到村里放电影。放电影的姓钟，有四十多岁，孩子们当着面叫他钟大爷，背着，就叫他老钟。

老钟一个月有可能来村里放一次电影。在村里大队院里，两颗大柳树中间，拉上影布，天黑了，就开始放。

关键是，老钟什么时候来村里，别人不知道。村里会提前得到通知，村干部的孩子就能先得到消息。他们就提前在村大队院子里占地方。用小石头破砖块磊出来一个圈子。

最好的地方，当然是电影机前头那块地方，电影放起来，坐在下面的孩子，能举起手，影布上就会出现自己的手影，大胆的，敢站起来，自己的头影就出现在影布上了。老钟骂一声，吓得孩子赶紧缩回去。

谁和谁关系好，这时候就能看出来了，能从先占到地方的孩子那里，得到一个放板凳的地方，这样就能在中间的好地方看电影了。

每一次放电影，都是村里的盛宴。本村，邻村，都会赶过来。在中间的占到好地方的，能坐小板凳；往后面的，就要坐高凳子；再后面，就要站着看；最后面的，就要站在凳子上了。实在看不见，就从影布的另一面看，看到的画面都是反动作，人都是左撇子，别扭。

天黑了，老钟发电，人黑压压地聚在一起，上千人。电影机上，有个麦克风，能讲话。每次放电影，大队里的民兵会用手电筒维持秩序，让站得太高的人矮一点，别挡住后面的。村支书用那个麦克风讲话，没什么人听，都着急赶快开始放电影。

村里支书姓朱，啰里啰嗦，讲起来没完。平时说话没毛病，用麦克风讲话，有点紧张，每句话前头，都用“那就是”开头，一句一个“那就是”，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拉猪屎”。

电影一次放两部，差不多要四个小时。前面一部，《青松岭》，《沙家浜》，都是看了好多遍的，不好看。后面一部，才好看，打仗的，《奇袭》，《渡江侦察记》，《侦察兵》。

在人群最中间看，当然是好，能坐着，看得清楚，没人挡。可也有不方便，想出来撒尿的时候，出不来。挤出来再挤进去，往往就找不到地方了。

那年冬天演《铁道游击队》，我跟着哥哥，给人家铁锤要了个好地方，在中间。演到一半的时候，我实在憋不住，想尿，可又不敢出来，往后撑了撑，努力地解开棉裤，痛快的就地解决了。没大会儿，坐我前面的铁锤一下转过来，问我：你尿尿了？我惊恐地点头。我看到铁锤的眼都气歪了：你尿我棉鞋上了。铁锤揪着我，当胸打了我一拳，隔着棉袄，好疼，我吓得没敢哭。

好多年后，我在外地的城市遇到铁锤，他在那个城市的医院做院长，他请我吃饭，喝了点酒。我想给他讲那次他打我的事，还没讲，铁锤趴在桌子上哭了。

铁锤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