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完）凯丰的四段婚姻

（5完）凯丰的四段婚姻

资料一：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出生于湘赣边界的江西萍乡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此地因村口有一口形状像爱心一样的池塘而得名，因周围远处的峰峦，山并不高峻，植被并不茂盛，却孕育出数条潺潺不绝的山溪，细流如线，故村里人却称其为三角池。何家在当年的条件相对较好，因此，家里在他小时候就安排他到同姓氏的家族祠堂接受私塾教育，后来转入萍乡中学读书，这期间当地安源路矿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进步思想在学校传播，很快就影响了许多青年学生，凯丰就是先进的积极分子之一。

后来凯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武昌中山大学），此时正是当年革命运动的中心，追求进步的他由于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被推举为学生会的干部，他善于搞宣传写作，因在当年《莽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揭露武汉反动派的署名文章，受到北洋军政府通缉，组织为了保护这位青年学生，便安排他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系统理论的学习。

在苏联留学期间，凯丰结识了很多组织的早期领导人，后他被冠以“28个半布尔什维克”，特别是与“左”倾错误领导人不仅是关系较好的同学，他们算是同学兼好友了。后来人生也步入快车道，1934年就当选中央委员，还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因此，在红军长征期间的遵义会议，参会的20多位高级领导人中，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地位比较高，不过，凯丰的级别虽然高，他表态反对解除“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指挥权，在正确意见占据上风情况下，根本没得到大家认可，也就不了了之。同时，他的这次反对之后，他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也被解除了。

善治军者，善于谋势；决胜负者，长于布局。遵义会议之后，这支英雄的红军四渡赤水，两占遵义，飞渡乌江，威逼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一路上过关斩将，用兵如神，充分展示了领导人高超的战略战术，红军一举变被动为主动，在铁的事实面前，凯丰通过痛苦的反思，他打心眼里佩服，意识到这才是一条真正的正确路线！

短短的时间通过这一系列胜利后，他在中央领导干部会上发言，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收回了遵义会议上的发言”，认为“只有正确领导人才能领导得了我们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正确路线我就反对谁！”后来，他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正确路线，展现了他勇于承认错误，修正错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光明磊落，坦荡为人的博大情怀。他也恢复了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

凯丰确实转变过来了，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他都旗帜鲜明地站在战斗在前列，得到了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尽管如此，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唯一一名公开支持“左”倾错误领导人的表现，特别不被后人所理解，在人们的印象里，他是个顽固坚持“左倾”教条的人，仿佛成了一个反面人物。特别在后来的“七大”会议上，凯丰因为这个“污点”落选，连中央委员也不是了，调到地方上工作，先后担任东北局宣传部长、沈阳市委书记等职务。

建国后，组织不断对革命事业胜利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这短短两天时间的遵义会议，选出正确的领导人，从此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从一个胜利走上另一个胜利，这次会议也成为前所未有的重要里程碑的高度，是一次重大转折性的会议。但作为会议唯一的一名公开唱反调的人凯丰，自然成不了正面人物，从而也受到批判。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凯丰作为参加遵义会议的重要人物，纪念馆征集他们的遗物作为展览之用，凯丰的儿子何明又一次来到遵义，为了避免尴尬，他提前和遵义会议纪念馆旧址的负责人打招呼，此时，纪念馆的领导还特意告诉他，现在已经重新修改了讲解词，凯丰已经作为一名正面人物出现在介绍里面了。

凯丰的儿子何明介绍，由于凯丰1955年去世，年仅49岁，是开国元勋中去世得比较早的一位，那个时候，自己才12岁，对父亲的历史了解不是很多，长大以后又是特殊的年代，直到他晚年的时候，才有时间为父亲的事情奔波，由于他有红军时期担任过重要职务的高级干部，他毕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是组织杰出的理论宣传家，他正确对待和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他廉洁奉公，值得后人尊敬。

但是他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是不幸的。

原来，凯丰在老家的时候，由父母之合，媒妁之言，娶萍乡湘东区老关镇渡口村孙氏为妻，后育有两女。凯丰参加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战火的阻隔，他从来没有回过老家。

在红军时期，凯丰与广东惠阳县人廖似光结婚，红军长征时，作为高级干部妻子的廖似光是少数的三十多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之一，他编入干部休养连参加长征，与凯丰生了两个孩子，皆因为战争的残酷而杳无音讯。

抗日战争时期，凯丰担任宣传部长时，宣传部研究员王茜在他身边工作，王茜是一位在北平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加入革命队伍的大家闺秀，文化程度很高，曾经留学日本，懂得英文、日文，气质高雅，戴着金丝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人也长得很漂亮，这位知识女性十分钦佩凯丰的革命经历和学识，尤其是他写的一手好文章，深深地吸引着这位知识女性。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又是自己的领导，年纪轻轻就已经是高级干部。再加上两人有共同语言和兴趣爱好，都喜欢写文章，两人很快就走在一起，并结为伉俪，几年后生下两个男孩，一个是长子取名叫何明，一个是次子取名为何亮。

不幸的是，后来跟随凯丰到东北生活的妻子王茜身患重病，行动都不能自理，那时，凯丰担任沈阳市委书记，刚刚解放的这个城市千头万绪，工作非常繁忙，组织为了照顾她生下的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还有这位忙着革命工作的市委书记，经中组部和上级领导批准，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时任沈阳市委书记凯丰医疗组的护士长赵淑璧组建新的家庭。

由于战争年代身患重病，加上后来工作繁忙，凯丰与赵淑璧结婚不到两年时间，便一病不起，1955年3月23日在京逝世，终年49岁。此时，赵淑璧任劳任怨，替凯丰前妻将两个不满十岁的儿子何明、何亮抚养成人。

作者网名：凌空观文史

资料二：

1930年与廖似光（1911—2004 原名廖娇）结婚， 后离婚。

1948年8月，东北解放，廖似光以“劳动者协会”常务理事的身份出席了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当选为全国执行委员。从延安随凯丰到东北的秘书李士彬，回忆说，尽管她和凯丰早已解除了夫妻关系，但她与先期到达哈尔滨的凯丰还是以同志相称，互相嘘寒问暖。

凯丰后与王茜结婚，王茜原名房纪，曾与陈辛仁有过一段婚姻。
在陈辛仁的回忆录里，和后来有些人的文章里，用了凯丰有了新欢“； 因王茜后来得了神经病，说凯丰在娶赵淑璧之前，散布过”王茜已经 死了“的话；还以凯丰”移情别恋、薄情寡义“等语言指责凯丰。

替陈辛仁思考，这话可以理解，但对一些不知内情的同志的文字表达，却值得商榷。

战争年代，居无定所，尤其是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许多时候往往是身不由己。王茜进入中央机关，肯定不会是个人行为，宝鸡离延安还有很远的路程。凯丰与一个基层普通干部王茜肯定未曾谋面。

在那个特殊时期，她能调到中宣部工作，肯定经过组织的反复挑选。进入延安，据当时担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的李耀宇在《一个革命者的私人记录》中记载说：“作为中宣部的研究员，王茜钦佩他（凯丰）的革命经历和学识，加上两人有共同语言和兴趣爱好，才日久生情的。”这话说得公允。
凯丰从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回到延安，担任中宣部长时，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又发生了皖南事变的特殊时期。这时，正被毛泽东重用、日夜操劳着整风运动和对外宣传工作的凯丰，迫切需要一位有较高文化知识、有共同语言、能理解支持他工作的帮手，这一切，王茜已经具备。

而第二任夫人廖似光，尽管革命资历长，与凯丰有过同生共死的战斗生涯，经历过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但她的文化水平可能不及王茜，性格也有很大差别。她很可能不愿老待在凯丰身边，做些文件、信函的收发、整理、誊抄工作。

加上王茜和陈辛仁分别四年之久，“不知音讯”，“相见无期”，因此造成王茜与凯丰的重新组合，确有其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