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抗战八年后紧贴时代 改变人生观变新女性 贤妻良母深入人心

白杨抗战八年后紧贴时代 改变人生观变新女性 贤妻良母深入人心

图：民国电影杂志《影与戏》的封面刊登了白杨当年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1937)的剧照，那时候白杨呈现出的是一个摩登女性的造型

1945-1949年间以进步电影、正统电影和商业电影三种电影意识形态，构成了战后中国电影的复杂形态。身处其中的电影人，尤其是电影女明星们必然面临着新旧意识的选择和冲突。

孤岛电影时期走红的几位电影女明星，在战后国民政府对孤岛电影人“附逆”问题查究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下，纷纷选择告别银幕或离开上海。

一代影后陈云裳在1943年结婚后移居香港。曾参与“国策电影”《春江遗恨》(1944)演出的李丽华1947年在拍完《假凤虚凰》后南下香港后移民美国。“性感妖姬”白光先是避走北平后移居香港。陈燕燕先移居香港后定居台湾，周璇和王丹凤、孙景路等人也在1947年前后前往香港拍片。

图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于1947年10月1日假座上海中央银行俱乐部举行园游晚会，由宋庆龄女士出席主持影星担任义卖工作。图为担任义卖工作的影星（由右至左）舒绣文、胡蝶、秦怡、白杨；胡蝶作为老牌明星，始终是后辈们心中的一个“神”，到那始终都是气场强大的女明星。

局势环境的改变和电影主流话语的更替以及电影人的离散都对战后中国电影置换出了新的空间。战后国统区电影中心重新聚拢在上海，流散在各地的上海电影人重又云集沪上。

七·七”事变后，白杨与陈白尘、沈浮等人组成了影人剧团，深入大后方进行宣传抗日的救亡活动。1938年，她与一批进步电影工作者进入了重庆的中央电影拍摄场，参加拍摄了《中华儿女》(1939)、《长空万里》(1940)和《青年中国》(1942)三部抗日影片。这时期的白杨主要从事话剧演出活动，成功的表演使她和张瑞芳舒绣文、秦怡一起被誉为当时中国话剧界的“四大名旦”。

时事更替旧貌换新颜，一批活跃在“国统区”的电影女明星们走上银幕成为新的时代偶像。和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戏剧舞台和影坛崭露头角的黄宗英、上官云珠在内的这批女演员，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中的思想意识、艺术追求都与二三十年代的电影女明星发生了很大变化。

图为：白杨在20世纪30年代的泳装造型——那时候的她大胆、浪漫，紧跟西方影圈的潮流，甚得当时小报版面的喜欢

以往在中国电影女明星身上常有墨守成规、自我束缚、柔弱、顺从和妥协的性格已经大大淡化，代之以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并且走出了“小我”的狭小天空，走向社会，开始在个人发展和银幕形象上塑造出关心国家民族大义，富于献身牺牲精神的社会化倾向。

其中有很多人解放后仍然活跃在新中国的电影舞台上，塑造了一系列积极向上的新中国女性的健康形象。

对于这种格局的变化，民国老牌影后胡蝶早有预感，在若干年后的回忆录里她写道：“如果说我从影的时期，张织云、阮玲玉、夏佩珍、徐来等算第一代的话，我感到抗战后涌现的这一代演员，和我们默片时期广东籍演员比较多这点比较，就是演员的籍贯方面比较广阔了，有更多上海籍或北方籍贯的演员，这是因为到有声片时代，会说国语已成为电影演员的基本条件。同时，这一代的演员很多受过比较专业的训练，在素质上提高了不少。所以我常常羡慕后来的演员，也常常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了。”

电影《圣城记》(1946)报纸版宣传海报

战后中国电影中女性意识的表达在现实主义的层面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随着三种电影意识形态的划分呈现出不同层次的表达。

八年抗战中国民族离乱的苦痛与光复后希望失落、民不聊生的惨剧，和俗世男女情感困惑、理想失落的女性困境都落实在银幕上那些具有象征意味的各色女性身上。

《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中参加抗日演剧队的女大学生江铃激昂救国的一腔热情与志同道合的爱情选择，最后却飘落在战后腐败凋敝的街头寒雨之中；《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里秉承传统美德的素芬挈老将雏苦捱岁月的坚韧，被战后丈夫张忠良深陷灯红酒绿中的背叛与偷欢彻底击溃；《还乡日记》(1947)中的小于和丈夫老赵在光复后的上海却找不到片瓦寸土的安身之地；《新闺怨》(1948)中的知识女性何绿音将她的艺术才华和爱情家庭牺牲在男尊女卑的传统道德之中；《太太万岁》(1947)中的陈思珍则为维护一个“体面”的家庭精明而又无奈地四处逢源、委曲求全。

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香港版宣传单的封面

相比之下，1949年由田汉编剧的《丽人行》中的资产阶级女性梁若英、爱国志士李新群和忍辱负重的贫苦女工金妹，则延续了20世纪30年代由他编剧的推崇新女性意识的影片《三个摩登女性》(1933)中分别代表进步、落后、弱者形象的“三个她”的女性电影中的角色安排，不过影片中代表进步意识的李新群已经不再是1932年怕拍摄的《三个摩登女性》中，仅以其新女性言行赢得男性尊崇的周淑贞，而是在影片中成功唤醒了处于摇摆彷徨中的梁若英与金妹，坚定了她们在大时代变革来临之际的女性人格独立意识和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这一角色因其显示出坚定的政治立场而成为去旧迎新的时代声音的象征。

战后走红影坛的电影女明星中风头最健的要属白杨。然而这位早在战前的1936年就凭借影片《十字街头》在影坛崛起的新星在历经八年战乱后，重新出现在公众眼前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电影《十字街头》(1937)女主角白杨的丰姿

《十字街头》中的17岁的白杨与她所塑造的那个充满幻想的幼稚的小资产阶级女性杨芝瑛由内而外都比较契合，对人生和戏剧保持的时年轻人特有的热烈的感情。当时的媒体也对这位新星不吝赞美之词。

1937年4月影片上映时，《申报》用套红的整个版面，刊登了白杨和赵丹的巨幅照片，各大报刊也先后刊登了评论文章。这一阶段的白杨青春、浪漫、同时也被自己的青春和美丽包围着，“大概是思想异常的关系，她的一举一动和其他女子不同，浪漫，大胆，使人对她有超时代的感觉，她当时极爱美，除了善于修饰以外，还注重曲线，追求者真所谓不乏其人，然而她的内心，和她放浪的外形不同，因此没有人在当时能得到她的垂爱”。

这里所谓的“思想异常”不过是11岁就开始登台游走四方演出戏剧的白杨身上体现出来的摩登与现代。抗战初期的白杨依然保持着这种公众形象。

电影《中华儿女》(1939)剧照

1939年2月，《电影周刊》第12期刊载白杨的照片并介绍说：“电影明星白杨在(四)川，生活华贵，衣着富丽，有‘时装表演女明星’之称。”但是新的时代、新的审美观，使白杨不得不紧跟时代调整自己，从心灵到外表。

按照白杨本人的说法，抗战爆发后，她参加了由陈白尘主办的“抗战宣传剧团”，辗转各地宣传抗战救国理念的过程中，“我才有机会摆脱当时的黑暗电影圈，为国家命运，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当时我们——上海的一群影剧界的同志们谁都相信，在现代的综力战争之中，宣传战，也和阵地战，游击战，经济战等一样地重要。无疑的在宣传战中，戏剧是最容易深入民间的一种媒介，最有力的一环，也是最有效率的武器。”

尽管跟随话剧团入川之后经历了被国民党军阀当作女色玩物调戏不得而引发的打压冲突，白杨仍然坚持认为那段生活是她从事戏剧生活中最有意义、最努力的一个阶段。

图为：战后的很多电影杂志上在介绍上海滩的明星的时候，白杨总是被优先报道的对象，而且经过时代的演变，老牌明星金焰还时不时有些片约，其他的明星有的转移战场到香港去发展，有的则销声匿迹，战后的上海影坛基本完成了更新换代，新的血液俨然成为主力。

白杨这种以影剧为宣传工具来调动全民抗战热情的认识，在当时国共合作抵抗外侮的时代背景下并不鲜见。这种以一己之力积极投身挽救国族危亡的伟大民族解放运动的青春热情，使白杨从一个现代的摩登女郎在八年抗战中演变为一个坚强的成熟的银幕新女性。

经过漫长的八年，像白杨这样当年的青春偶像已经成长，不论从年龄、阅历还是演技来说，都渐趋成熟。话剧舞台的磨炼，已经让他们成了演技扎实的实力派明星。

话剧舞台生涯成就了他们精湛的演技，除了赵丹和白杨这两个战前就红遍上海的明星外，舒绣文,上官云珠、陶金,蓝马、吴茵，都凭借扎实的表演技术而成为演技派明星。

图为：电影《长空万里》(1940)剧照，青年空军将士(高占非饰)在航校攻读之余，在西子湖上，邂逅咖啡店小女生(白杨饰)

在这个时期，从这个群体中，众多演技最佳的明星纷纷脱颖而出。在1948年《青春电影》杂志1月号上，白杨、赵丹和舒绣文都曾被评为“演技最佳”的明星。

在创作的过程中，很多人发表理论文章，总结角色塑造的心得。他们的表演艺术已经非常成熟。

这个群体最有代表性的是红女星白杨、舒绣文和上官云珠。白杨和舒绣文在重庆时期就成为话剧界著名的“四大名旦”，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这部电影分为《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上下两集，两个人一正一反角色塑造都获得了成功。白杨的贤妻良母形象深入人心，而舒绣文也把残忍、八面玲珑的交际花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八年离乱》上映后，舒绣文是成功的，而白杨之成就尤伟，散戏时那些女观众的舆论，一致同情白杨”。

20世纪40年代末的白杨的脸上明显不再有旧时明星的风采，脸上多了些坚毅，让人感受都由内到外的变化

1946年重新出现在银幕上的白杨令人感到了由内到外的变化：“这八年来的烽火，除了锻炼着我中华民族之外，也改换了半生浪漫的白杨，把这位行将自甘沉没的艺人，挽救出这不拔的沉渊。她是很早去内地的人物，几年来辗转在风尘道上，没有好好儿休息过，这种现实的体验，很容易使人感觉到未来的可怖，大概就为了这样，才使向来达观的白杨开始感觉到彷徨，于是迅速改变人生观，走向另一条康庄大道上去了。”

战前专以漂亮小资产阶级女性形象示人的白杨在银幕上改变了形象，在由抗日救亡演剧队事迹编写的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白杨出演自己熟悉的角色——女大学生江玲玉。

她和抗日救亡演剧队中结识并相爱的丈夫高礼彬，面对战后上海物价飞涨的现实，只能靠在报馆和中学任教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而在战时假借公务、大做投机生意的表兄周家荣却成了耀武扬威的接收大员。不久，高礼彬得了肺病，江玲玉临近产期却不能不工作，终于心力交瘁昏倒在雨中的街头。

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特刊封面

在影片中，白杨把江玲玉由胸怀天下热情洋溢的爱国学生到惨淡经营、苦挨岁月的家庭主妇两种身份的转换，逼真地演绎出来。由一个人物的遭际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混乱和无序。

在由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以“现代陈世美、秦香莲”故事为母题地40年代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杰作中，白杨塑造了一个具有传统美德的妇女形象——素芬，偕老带幼苦苦支撑了八年，却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死于背信弃义的丈夫张忠良带给她的精神打击和绝望当中。

白杨的另一部影片《新闺怨》反映的仍然是妇女解放的主题，受过高等教育的何绿音彷徨在事业与家庭的两难之间，男权社会的法则使空有一腔艺术抱负的何绿音只能将艺术梦想让度给丈夫去完成，而自己却要为养家糊口而违心地进入商贸公司去做事，最后强忍丧子之痛的何绿音看到的竟是自己苦心经营的情感大厦毁于一旦。

电影《新闺怨》(1948)海报

这部影片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知识女性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同时也涉及了两性之间的深刻矛盾。这部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之间不再是文化、地位不对等的秦香莲与陈世美的关系，而是被男权社会所压迫、折磨的知识女性被迫放弃自我追求，而又终究难逃失败的命运悲剧。

经过对这些角色的成功演绎，“白杨已经彻头彻脑的变了另一个白杨，好像一头奔放不羁的野马，已经变成一头日行千里的良驹了，原来那种驰骋原野的作风，现在已经洗刷无余，过去的那种性格，已经成了陈迹”。

白杨在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从延安乘机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期间，白杨接到与毛泽东见面的通知，便满怀兴奋地来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这时张瑞芳等人已经先到，毛泽东正等着大家。

图为：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的摄影棚内，后排左起黄绍芬、郑君里、白杨、蔡楚生，前排蹲者朱今明

25岁的白杨一见到毛泽东，也顾不上什么礼节，第一句话就说：“毛主席，我与您是同乡呵！”“噢，是吗？”毛泽东一听，忙与她亲切握手，相互问候。 白杨坐下后，便与张瑞芳等人一起，与毛泽东交谈起来。大家主要话题还都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因为人们都希望和平，而不希望再打内战。结果，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挑起内战而以失败告终。

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白杨参加了这次盛会，并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不久，白杨参加了开国大典，亲眼看见毛泽东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白杨这种不平常的经历也决定了白杨以后的选择。

毕竟她所经历的不是“典型的”民国旧上海那些老明星们的星路历程，不像周璇、李丽华及白光(等女明星可以为了生活放低身段去拍其他的影片，白杨战后的转变是自觉及自愿的，这也是那个时代所能给与她对那个时代的认知和感受，所以她的面容彻底和老上海明星的面容有了些区别，不再是烟视媚行，而是呈现了连接战后女明星及建国初期女演员的的新的风貌，自后中国到20世纪90年代前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明星了，而是代之以演员及电影艺术家的称谓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图为：这是建国初期白杨、金焰、秦怡、高博、上官云珠、夏天等在上海的群英会上向英雄们祝贺的现场照片，这张照片也告知我们——民国上海滩的明星们彻底重新和旧时代告别，她们不再是花枝招展的女明星们了，她们只是劳动大军的一员，这对于那个时代的她们而言是真心的选择和拥护，但谁又能想到“伤害”她们的仍然是她们以为被“洗刷”过的历史

从抗战影片《长空万里》(1940)开始，白杨就与当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社会主流文化保持了亲密关系。抗战结束后，白杨回到上海，应北平中电三厂的邀请，拍了《圣城记》(1946)，在中电一厂、二厂先后拍了《还乡日记》(1946)、《乘龙快婿》(1946)。

因此，20世纪40年代的白杨属于亲近共产党人领导的主流文化阵营的一员。而出于时代的迫切需要，当时的主流文化与时代需求之间互相贴近，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进步的一面。这一点对于白杨来说非常重要，正是由于这种紧贴时代的转变，才给了她在战后银幕上的辉煌。更远一点来看，也使她在1949年后的新中国影坛持续了作为知名电影女明星的艺术生命和社会声誉。

图为：这是白杨在建国前为上海《电影杂志》拍摄的封面，这时期她出镜的形象基本以端庄贤淑为主了，虽然在整体形象上和旧上海女明星的形象有了完全的不同，但建国后还是被“北派”认为其形象过于洋化，没有劳苦大众工农兵阶级的味道，导致拍片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