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蕴侠：周总理点名要抓的特务，潜伏8年，还曾和张国立一起拍戏

1957年的一个清晨，贵州濯水镇的小街上，一家合营商店的门前，五十岁的郑蕴侠正拿着一盆清水，慢悠悠地洗着脸。

突然，一名小伙子扑了上来，死死抱住了他：“别想跑了，你这个特务！”随即几支手枪冰冷地指向他的脑袋。

而在这之前，谁能想到，这个平日里和气木讷的小店员，竟然是潜伏大陆八年、被周总理亲自下令“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国民党特务头目——郑蕴侠！

那么，郑蕴侠究竟做过些什么？为何会让周总理都亲自下令？

特务郑蕴侠

1946年1月，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蒋介石一面摆出“和平谈判”的架势，一面却早已在暗地里蓄谋对抗。

他的中统系统——那群训练有素、心狠手辣的特务们，被暗中部署下了新的任务，郑蕴侠，便是其中最得力的一员。

郑蕴侠接到的命令很简单——破坏庆功大会，不惜一切代价。

1946年2月10日清晨，较场口广场被乌压压的人群挤得满满当当，各界人士带着对和平的一线希望聚集于此。

但就在这祥和的气氛下，郑蕴侠以及一行人潜伏在其中，打算实施行动。

9点30分，大会主持人李公朴正清了清嗓子，准备开场致辞，就在他张口的一瞬间，一场蓄谋已久的暴乱爆发了。

郑蕴侠微不可察地挥了下手，手下们顿时冲上台前，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挥舞着拳头和棍棒，朝着李公朴猛扑过去。

李公朴措手不及，被推搡着跌倒在地，而试图制止暴行的郭沫若，也未能幸免。

他奋力张开双臂挡在李公朴前，却反而成了特务们拳打脚踢的目标，连眼镜都被打碎了，镜片飞溅，映出满地狼藉。

消息传到周总理耳中，他雷霆震怒：“这是什么国家？这是民主吗？”

事后，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严惩闹事者，可蒋介石早已离开，避而不见，留下一地的烂摊子和民众的怒火。

面对质问与控诉，国民党内部有人主张息事宁人，也有人暗暗下达了更为狠毒的指令——“让那群人闭嘴”。

于是，不久之后，一封匿名信和一颗子弹，摆到了周总理的案头。

信纸上字迹猖狂：“若胆敢上报蒋委员长，小心脑袋！”末尾落款为“冠英”，是个常用的代号，而子弹，赫然压在信纸之上，昭示着发信人赤裸裸的威胁。

身旁的工作人员心惊胆战，但周总理却神色平静，片刻后，他下令：“把信照登在《新华日报》上，让天下人看看，这就是他们的嘴脸！”

很快，这封带着死亡威胁的信连同子弹的照片，被原封不动刊登在报纸显要位置，消息一经传播，舆论哗然。

而在重庆一个隐秘的小巷里，看到报纸的郑蕴侠气得直拍桌子，他没想到，这场精心设计的恐吓竟成了笑柄，不但没让周总理闭嘴，反而引发了更多人的愤怒与声讨。

更没想到的是，这一举动，直接把他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

自此之后，郑蕴侠在中统系统内部的地位虽未动摇，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被中共高层盯上了。

而真正让他心头泛起寒意的，是那道来自中共代表团的秘密指令——周总理亲笔批示的八个字：“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死里逃生

1949年秋，重庆的一个街角，卷起几张残破的传单，上面印着几个黑色大字——“誓死保卫大西南！”

可即便口号喊得再响，也挡不住崩溃的命运，解放军已经撕破了蒋介石最后的遮羞布。

彼时，郑蕴侠此刻正躲在中统的一处秘密据点里，与此同时，他得到了特批，可以搭乘最后一班飞往台湾的专机。

按照计划，他需要带着随行警卫和司机赵增荣，连夜赶赴成都，登机逃往彼岸，母亲、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他无奈地托付给了姐姐。

那一夜，郑蕴侠坐上了一辆黑色吉普车，后备箱塞满了几只沉甸甸的皮箱，里面是中统机关尚未焚毁的部分机密文件，还有一把左轮手枪。

可是，郑蕴侠怎么也没料到，他最信任的人，竟是埋伏在他身边多年的“暗雷”。

司机赵增荣，其实早已是地下党的一员，但由于守卫太多，他只能悄悄让车子偏离了原定路线，还在发动机油管上动了手脚。

不出所料，半路上吉普车开始频频熄火，之后，他们终于赶到了成都的机场，可已经错过了最后的航班！而郑蕴侠，也必须马上做出抉择——是被抓住，还是继续逃亡？

他选择了逃，很快，他撕掉身上所有能暴露身份的物件，并将身份证明、军衔证件统统投入路边的焚烧炉中，眼里没有半点眷恋。

为了掩人耳目，他捡了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何安平”，接着，他先去了亲戚家又一路南下。

这期间，他靠着极高的心理素质和伪装技巧，一路隐匿身份，假扮成挑夫、货郎、铁匠，甚至农民。

这种伪装很成功，在乱世中，一个贩卖小商品的流浪汉，实在是太寻常不过，谁会注意？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终于抵达了贵州毕节，在这里，郑蕴侠把到手的假身份、伪造的商贩证件用得更加炉火纯青。

他假装自己是流亡的小贩，低眉顺眼，拎着一大串锄头在街上叫卖。

战乱时期的人们对贩夫走卒兴趣寥寥，他就这样再次在夹缝中苟活了下来。

八年潜伏

勉强安定下来后，郑蕴侠又换了一个新身份。

一次，他在客栈里找到了一个急于脱身的同路人，通过一场略带试探的寒暄，郑蕴侠敏锐地嗅出了机会——对方手里，握着一批伪造的证件。

于是，他佯装成一位战败后流亡的连长，又处处流露出悲凉与失意，成功博得了那位同乡的怜悯，就这样，一张簇新的身份卡片交到了他手中。

郑蕴侠在空白处写下了“刘正刚”三个字，随即，他去了凉塘乡——一个鲜有人知的偏僻小镇。

在这个小地方，郑蕴侠找到了一个不显眼的工作：川东制服厂的临时小工。

这家工厂不过几十号人，做的是给各地小商贩提供制服的营生。

渐渐地，他在厂里赢得了“刘师傅”的称号，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吃苦耐劳的老实人，不爱说话，不问闲事。

但在一次全厂大会上，他是身份差点暴露。

那天，副厂长在台上情绪激昂地讲述了当年“较场口血案”的惨状，控诉那些在黑暗年代作恶多端的国民党特务。

之后，又点了点了积极分子的名字，让他们上台领奖。

而当“刘正刚！”这个名字被喊出的刹那，郑蕴侠下意识地挺直了身子，军人式地大声答道：“到！”

副厂长微微一怔，来参观的几名军人，互相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郑蕴侠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了大忌，普通百姓，尤其是小工人，听到点名通常是畏畏缩缩，怎么可能像军队里的士兵那样下意识立正、大声应答？

于是，当天郑蕴侠又跑了，这一次，他不敢再冒充工人，改扮成了一个流浪的商贩。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越发擅长伪装自己，可世上没有不漏风的墙。

1957年春，一场意想不到的意外终于打破了他小心维持的平静。

在那家小小的合营商店里，他因为一句“怎么就不翼而飞了？”——这一句太过书卷气的抱怨，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真正的文化水平。

旁边一名年轻同事半开玩笑地说了句：“成语用得不错啊，不是说你不识字吗？”

话虽无心，听在某些有心人耳里，却成了足以致命的破绽，当天傍晚，公安机关悄然开始了暗中调查。

此时的郑蕴侠，还浑然不觉，而这一次，命运也已不再眷顾他。

影视顾问

1957年5月的一天清晨，贵州濯水镇的一个早晨，商店门口，一盆洗脸水被人蓄意打翻，他还来不及反应，就被一双有力的手死死抱住。

紧接着，几支黑洞洞的枪口从四面八方逼近，将他牢牢锁死在原地，逃了八年，他终于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抓捕。

之后的审判过程，并不曲折，根据他在战时犯下的累累罪行，郑蕴侠原本应当被判死刑，但最终审判结果，却让他大为意外——15年有期徒刑。

原因很简单，一句毛主席亲自下达的指示：“可杀可不杀的不杀。”

而郑蕴侠，是“可不杀”的那一类，毕竟，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也曾在枪林弹雨中奋勇杀敌，有过抗击外侮的战功。

后来，郑蕴侠踏进了劳改农场，在那里，他白天耕地、搬运、清理垃圾，夜晚在昏暗的油灯下，低头写着小楷，一笔一划地誊抄《毛选》。

时间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

1975年冬，郑蕴侠站在劳改农场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简短的释放通知书，那一天，他正式获得了宽大处理，被提前释放。

走出高墙的他，已经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但政府并未遗弃他，为了帮助他重新融入社会，当地安排他在一所中学任教，教授语文与地理。

直到1984年，一次意外的邀请，又将他的命运推向了新的转折点。

当时，贵州省准备拍摄一部描绘清末川南民间帮会起义的电影——《草莽英雄》，为了让影片更加真实可信，导演组希望找到熟悉川南“袍哥”文化的人士担任顾问。

有人想到了郑蕴侠，因为当年在中统供职时，他曾深入调查过川南地区的大刀会、袍哥会，对这类民间组织有着第一手的了解。

面对邀请，郑蕴侠答应了，就这样，昔日的中统将军，成了电影剧组里一个不起眼的顾问，也因此结实了张国立。

张国立在这部剧中演的是一名草莽英雄，身上既要有江湖气，也要有几分悲悯情怀，他经常在拍戏间隙，拉着郑蕴侠聊天，听他讲述旧社会的江湖恩怨。

此后，郑蕴侠又断断续续参与了一些地方文史研究工作，撰写回忆录，记录自己一生的跌宕沉浮。

2009年夏，郑蕴侠安然辞世，享年102岁。

郑蕴侠曾满怀热血，誓言抗击外侮；也曾迷失自我，沦为黑暗政权的帮凶。

而在逃亡的岁月里，他又日日夜夜挣扎在生与死的夹缝中；到了在晚年，他又以平凡之身，默默耕耘讲台，将余生托付给一块黑板、一支粉笔。

最后，他终于在生命最后的年岁里，忏悔着走向了人生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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