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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9 13:34:23
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会——奥运仪式已经和纳粹元素混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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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4日,冬季奥运会召开之前的两天,国社党瑞士分部领导人——威廉·古斯特洛夫,在达沃斯被犹太医学生开枪打死,纳粹领导人的反应很低调。虽然戈培尔的本能反应是:“犹太人将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将采取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是希特勒制止了他的宣传部部长。

不同于1938年11月那一次,政府此时没有利用暗杀事件,煽动民众对犹太人的愤怒。2月12日古斯特洛夫在什未林落葬,希特勒在葬礼上还是再次猛烈地抨击了犹太人。在达沃斯的暗杀事件后面,他看到了“暗中指挥的手”——“我们的犹太敌人充满仇恨的力量”:“我们视之为战斗宣言,我们接受它的挑战!”
将1936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交给柏林的决定,是国际奥委会(IOC)在1931年5月做出的,但是一年之后,当国社党上升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时,体育官员们产生了担忧。国际奥委会主席亨利·德·巴耶-拉图尔,通过中间人询问褐色大厦,夺权之后国社党将对举办运动会有什么看法。希特勒回答说,他“怀着极大的兴趣”期待奥运会。

1933年3月16日,新任总理希特勒接见了德国奥委会(NOK)主席——特奥多尔·莱瓦尔德,并向其保证,将“从各方面支持”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希特勒谢绝了,德国奥委会想授予他的荣誉委员会主席之职,但是在兴登堡死后,从1934年11月开始他成为德国奥运会的保护神。国际奥委会在此期间也做出决定,冬季奥运会将在加米施—帕腾基兴举办。
希特勒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举办奥运会带来的机遇:它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机会,向世界展示一个重新崛起而又爱好和平、对外开放的德国形象。他在这一点上与戈培尔不谋而合。1934年1月,宣传部成立了一个负责协调国内外,广泛的宣传活动的“奥运宣传委员会”。“1936年的奥运会将是一大盛事。我们将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宣传部部长做出承诺。

为了壮本届奥运会的声威,政府不惜成本地投入人力和物力。1933年10月5日,希特勒首次参观了后来被称为“帝国体育场”的柏林西郊场地,了解当地的条件以及筹备工作的进度。他不假思索地否决了,体育官员们扩建原来的德国体育馆的计划,而是提议建造一个能容纳100 000名观众的现代化的新体育馆。
这是一项“国家任务”,根据莱瓦尔德的记载希特勒曾经说过,“既然我们邀请来自全世界的人来做客,必须有伟大而美丽的东西拿得出手……几百万的投入算不了什么。”整个巨大的场地将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体育设施——它拥有众多的比赛场馆、一个露天剧场、一个德国体育之家和一个阅兵场。建筑师维尔纳·马驰,负责体育场的整体设计规划,他已经为申奥设计出了若干方案。

希特勒积极地参与建筑工程的进程,提出改进的意见,时而表现出他对场馆设计的不满,他一直对奥运场馆的建筑设计不太满意。但是施佩尔在回忆录中提到的故事:据说希特勒对马驰的设计非常之生气,他甚至以“取消奥运会”相威胁。
不过又是施佩尔创造的众多不实版本之一,他的传记作者约阿希姆·费斯特,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的说法。作为最受希特勒青睐的建筑师,1933—1934年正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施佩尔,对奥运会场馆的设计工作,被交给了另外一个人感到失望。

来自另一个方面的危险也在威胁着奥运会,即自国社党“夺权”之后在国际上出现的抵制运动。尤其在美国,纳粹政府的第一轮反犹暴行激起了人们的愤怒。“由于德国的反犹运动,1936年奥运会应当尽可能取消。”1933年4月《纽约时报》的标题称。
美国奥委会(AOC)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谈到把夏季奥运会转移到罗马或者东京举办的可能性,或者干脆取消本届奥运会。直到德国方面宣布将遵守奥运规则,不会排斥德国犹太人参赛,国际奥委会(IOC)才表示满意。

虽然德国奥委会(NOK)于1934年6月,选出21名犹太运动员进入奥运训练营,但最终只有两名按照纳粹标准算“半个犹太人”的运动员,作为“德国不排斥犹太人的证明”,进入奥运国家队:一个是活跃在意大利的曲棍球运动员鲁迪·巴尔,另一个是1928年曾为德国获得金牌,1932年之后定居加尔福尼亚的,女击剑运动员海伦娜·迈耶(她后来在柏林获得一枚银牌)。
不管是奥运会被取消还是被美国这样的体育大国抵制,对纳粹政府而言都是颜面扫地的事,因此希特勒想尽力堵住批评者的嘴。他在这方面得到了特奥多尔·莱瓦尔德的鼎力相助,虽然由于犹太出身问题他本人一直遭到纳粹媒体的攻击,但是他竭尽全力地让外国公众和国家奥委会的同事们消除对国社党的疑虑。

1934年夏季,艾弗里·布伦戴奇出访德国,以了解犹太运动员的现状,东道主巧妙地通过各种口头承诺蒙蔽了他。返回美国之后,他立刻毫无保留地赞成参加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但是1935年夏季的反犹骚乱和9月份的《纽伦堡法案》再次在美国激起了争论。
在美国最大的体育协会“业余体育联合会”(AAU)里,支持抵制柏林奥运会的人似乎占了上风。AAU主席耶利米·马奥尼·莱瓦尔德,对外宣称,参加奥运会将“意味着默认卐字旗象征的一切”。但是在12月初 的AAU大会上,布伦戴奇的追随者们还是达到了目的,虽然他们只是略占优势。德国的体育官员和政府要人都松了一口气。

仅仅两个月之后,1936年2月6日,希特勒在加米施—帕腾基兴的冰雪体育馆,在60 000名观众和来自28个国家的1000名男女运动员面前宣布冬季奥运会开幕。“观众没完没了的欢呼声”,戈培尔评论道,“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从元首面前经过时,都行了希特勒礼”。
但是宣传部部长在这一点上,像大多数来宾和评论家一样,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举起右臂的传统奥林匹克礼错认为“德意志礼”。总体而言,纳粹领导人对十天的赛事表示满意,尤其挪威的冰雪公主和奥运冠军索尼娅·赫涅,在比赛中征服了观众们的心。

柏林奥运会的试运行已经顺利通过了,其组织工作业已证明,奥运会期间不会发生令人不快的插曲。国社党成功地完成了“伟大的宣传活动”,威廉·夏伊勒总结道,“大度而顺畅的赛事组织方式和友好的态度,给大多数外国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们这些从柏林来的人自然只看出了矫揉造作。”
加米施—帕腾基兴冬奥会序曲过后,虽然3月7日的占领莱茵区,明显违背了希特勒的和平声明,却没有再对柏林奥运会造成什么威胁。恰恰相反——西方国家对德国再次违反条约的克制态度,更削弱了支持抵制者的立场。

即使是把希特勒的行动看作严重挑战的法国,也没有认真考虑拒绝参加奥运会的事情。属于社会主义政党的法国总理莱昂·布鲁姆,领导下的人民阵线政府,批准为法国奥运代表队提供财政支持。绥靖政策在奥林匹克运动中也获得了胜利。
为了迎接各国来宾,帝国首都的人们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柏林真正变成了一座节日之城,但是还有很多事情尚待完成”,戈培尔在7月24日、奥运会开幕前的一个星期说。7月30日他视察之后表示满意:“现在柏林已经准备好了,它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在公共广场、在建筑物和私人住宅上到处飘扬着国旗,到处可见德国政府的标志。写着犹太人禁止入内的告示牌被移走了,座椅上的歧视性题词被涂抹掉了。举办奥运会的两周内,报亭里《先锋报》暂告缺货。
《进攻报》告诫读者们,要最大限度地礼貌对待四方来客:“我们必须比巴黎人更迷人,比维也纳人更随和,比罗马人更有活力,比伦敦人更国际化,比纽约人更实际。”奥林匹克城市指南,将柏林描述成充满活力的大都市,同时也没有忘记指出,威廉大街是“目标明确的国民政府所在地”:“柏林人最渴望见到的那个人就在那里工作:阿道夫·希特勒。”

8月1日,第11届奥运会开幕的那一天,柏林下起了蒙蒙细雨,但是丝毫没有减弱“节日的兴奋”。下午13点,德国总理接见国际奥委会(IOC)和德国奥委会(NOK)的成员,感谢他们的工作,并且表示德国“愉快地、心甘情愿地”决定“,以符合奥运会伟大思想和传统的形式”,承办奥运会。
与此形成奇特的对比,当天下午他乘坐敞篷车驶过15公里长的路程,先在钟楼边检阅陆军、海军和空军仪仗队,然后在国防部部长布伦堡的陪同下前往朗玛克纪念堂,向在“一战”中牺牲的士兵致哀。过后,下午16点左右,他才走在国家奥委会(IOC)和德国奥委会(NOK)成员组成的队伍最前列,步入德国体育馆,在80 000名观众疯狂的欢呼声中走向“元首包厢”。

当一个小女孩——德国奥委会秘书长卡尔·迪姆,5岁的女儿——向希特勒跑来,向他行了一个屈膝礼并献上一束鲜花时,严格的仪式顺序被打断了片刻。这一幕显然不是事先安排的,但是它让喜欢和孩子们合影的希特勒感到很高兴。
然后49个参加奥运会的国家代表团开始列队进入会场(只有苏联拒绝参加奥运会,西班牙也因为内战没有派代表团)。举右臂走过“元首包厢”的法国代表团引起了特别的轰动,观众再次把它误解成向元首致敬的礼节了。

而没有行礼的英国代表团则遭到了冷遇,连戈培尔也感到“有些尴尬”。当所有的代表团都集中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宽敞的圆形场地上时,希特勒宣布奥运会开幕。奥运旗帜被升起,几千只信鸽在已经放晴的天空中飞翔,礼炮鸣响了。
理查德·施特劳斯专为柏林奥运会,创造的奥运会主题曲响起了。最后一位火炬手跑进了体育馆,点亮了奥林匹克圣火。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冠军鲁道夫·伊斯迈尔,宣读奥运誓词,但他宣誓时没有手握奥运五环旗,而是手握纳粹卐字旗——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奥运仪式已经和纳粹元素混在了一起。

整个开幕式完全是为希特勒量身打造的。军号声宣告希特勒的到来,他在理查德·瓦格纳的《致敬进行曲》的伴奏下走向“元首包厢”。希特勒在体育馆中掀起了欢迎的热浪,连外国运动员也不例外。我们感觉到,“上帝自天而降”,一个英国女运动员说。
到了晚上,柏林人在威廉大街上热烈地为他们的“元首”鼓掌喝彩。“(希特勒)经常出现在阳台上”,戈培尔说,“人群沸腾了。(场面)令人深受感动。女孩子们被带到楼上来,她们在元首面前哭泣着。美好的伟大的一天。德意志民族的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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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夏埃尔·维尔特,《没有限制的一代》,2002年,201-204;
米夏埃尔·维尔特,《自我授权的民族共同体》,2007年,17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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