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叶立三——功德林管理所浪子回头的典范

战犯叶立三——功德林管理所浪子回头的典范

在年代剧《特赦1959》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角色，电视剧一开始，就是他从井陉战犯管理所里逃出来的桥段。按照剧中所说，这是他第三次从管理所逃出来。

当时担任华北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大队政委的王英光为了截断叶立三以后再次逃跑的企图，专门给他设计了一个逃跑路线:“从东往前走，是河北平原，再往前走，就是大海。你要游泳啊？往西是太行山革命老区，就你这样的，被当地老乡盘问几句，就露馅了。往南往北，同样如此。现在，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已经解放了，只有西南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一些残留的国民党部队。你往哪儿跑?关键是你打扮成这样，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这个人就是叶立三。叶立三是一个化名，我们暂且抛开他的历史原型，单单说一下他在战犯管理所的表现。

叶立三被抓回来以后，管理所没有怪他，他反倒闹开了情绪，绝食了好几天。从河北井陉战犯管理所移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叶立三赖在汽车上不下来，非要让战士们说清楚这是什么地方，押他到这儿干什么，表现出极大的抵触情绪。所长王英光告诉他：“这是北京功德林管理所，不是万人坑，不会杀你。”叶立三斜眼看着王英光，冷冷地答道：“就你这级别，你也决定不了我生死。”

直到王英光让战士们把车上的帆布棚撤去，叶立三在车上冷得实在待不住了，才无可奈何下了车。

叶立三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实话，来到功德林管理所这些国民党战犯，都有一种情绪，总认为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占了他们太大的便宜，他们认为，解放军打仗有点不守规则，在政治上、宣传上、统一战线、战犯政策上、情报上占了他们太多便宜。一句话，就是战场宿怨太强烈。

尤其是叶立三，他一见到王耀武，马上就跟王耀武倾吐他的一肚子怨气，说莱芜战役中，王耀武把一支装备最好的整编师交给他，结果让他给弄丢了。而这一切的责任，是李仙洲在战场上不听王耀武指挥，才最后导致失败。他口口声声说：“我不服，我咽不下这口气呀。”王耀武开导他：“你不服能干什么呢？咽不下这口气又能怎么样呢？济南城破时，我一直告诉司令部同仁，我说这是内战，不是抗日，要是实在不行了，那就不要抵抗了，当然，也不能自杀。”

新中国刚建立，西南前线正在展开剿匪行动。西南前线在策动敌军十八兵团起义事由时，对方提到功德林战犯蔡守元，蔡守元原来在十八兵团担任过参谋长，和十八兵团许多长官关系不错。前线首长决定让蔡守元帮忙策反十八兵团。管理所副所长胡大树带领蔡守元前往西南前线进行策反工作。蔡守元完成任务回来以后，受到管理所的表彰，但同时也受到战犯们的冷嘲热讽，特别是叶立三，更是对蔡守元极尽打击之能事，蔡守元和叶立三两人打了一架。

胡大树明白，这是叶立三站在反动立场上的具体表现，因此，叶立三被胡大树体罚，绕着操场跑步而摔倒。

由于叶立三一直抗拒改造，进入功德林以后，只填写了一个简单的登记表，管理所要求战犯们写的其他简历、自传都没有写过。

管理所要求每个人写自己的简历，叶立三不明白，问刘安国：“他们什么意思？”刘安国说：“这还不明白？通过你写履历，让你认罪，让你悔过，让你交待过去的罪行。”叶立三执拗地说：“我有什么罪行？”刘安国说：“你带领部队和解放军共产党打仗，这就是你的罪。”叶立三不服气：“战争又不是我挑起的，跟我没关系，我有什么罪？”刘安国说：“那是你自己认为的，反正中共的逻辑就是，你带兵打仗，你自然就有罪。”叶立三说：“当兵的各为其主，难道让我一边拿着党国的薪水，一边暗通共产党？天下有这样的逻辑吗？只有两种人应该承担战争罪行，一种是战争决策者，另一种是在战争中滥杀平民，毁坏历史文物。这两种人我都不是。反正让我卑躬屈膝，小心翼翼，俯首称臣，我做不到，我宁肯去死。”

一天早上，战士姜林山报告王英光：“叶立三不肯出操，说是要见你。”

在会议室，王英光见到了叶立三。叶立三一见到王英光就说：“王所长，我要抗议。”

王英光问：“你抗议什么？”

“抗议你们虐待我们。你们在生活上虐待我们。咱先说伙食，暂且不说好坏，什么高粱米、玉米、小米，都拿来给我们吃，你们把我们当牲口呢？我要吃红烧肉。”

王英光说：“红烧肉需要很多肉，我们现在只能拿肉炒菜。到过年的时候，保证让大家吃上红烧肉。”

叶立三显然很不满意：“我对你的解释不满意。”

王英光领着叶立三到了管理所干部战士的食堂，用事实告诉叶立三，战犯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个月十块钱，管理所干部战士的伙食标准是每个月四块钱，比战犯们的伙食低了很多。他让叶立三明白，战犯们的所有生活用品都是公费开支，由国家财政拨付，管理所干部战士的生活用品都是自己花钱购买。叶立三虽然有些无话可说，但又不想承认。

随后，功德林管理所战犯们的生活标准、费用明细被公布了出去，引起了战犯们的极大兴趣和反响。战犯们这才明白，他们的生活标准其实是很高的。而且共产党人说到做到，从不打折扣。

这天，叶立三又耍幺蛾子，不出早操。战士姜林山问他为什么不出早操，叶立三不说。姜林山向所长王英光报告了这件事。

王英光告诉大家，三年前的这一天，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提拔叶立三担任整编师的师长。叶立三为了纪念这一天，故此不出早操。叶立三是在用实际行动抵抗改造，报答蒋介石父子对他的知遇之恩，他很可能真的是不想活了，故意激怒我们，从而毁了他自己，破坏我们的战犯改造政策。

王英光经过广泛调查了解到下述几种情况：一，叶立三有洁癖，这种人对生活质量更讲究；二，叶立三是德国留学生，学的是电气工程专业；三，叶立三比较清高，在国民党部队里，就看不上任何人。四，叶立三和王耀武关系比较密切，两人亲如兄弟，在军队里，只有王耀武能够管得了他。

既然叶立三文化程度这么高，那就说明，叶立三还是一个讲道理的人。王英光决定好好和他谈谈，用最简单的道理说服他。然后再给叶立三找一个可以让他实现理想的地方，让叶立三重新燃起了对未来、对生活的希望，这样，他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王英光和叶立三长谈过一次以后，又联系了北京新光灯泡厂的厂长、技术员，邀请叶立三去灯泡厂做技术支援。叶立三充分感受到了管理所的真情，答应了灯泡厂的邀请，给灯泡厂担任了工程师。

叶立三自从到灯泡厂担任不挂名的工程师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在功德林再没有说过一句消极丧气的话，再没有做过违犯学习改造的行为。每天勤勤恳恳学习、劳动，似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的时候，功德林管理所这些战犯们跃跃欲试，都在以他们主观上的理解看待志愿军，他们普遍认为，志愿军装备落后，根本不是美国军队的对手，美军胜志愿军败，这是根本不用预测的结果。

但是，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些战犯们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陈长捷说：“从军事学上说，志愿军的胜利几乎毫无道理。”

沈醉说：“我是搞情报的，从现有的报纸公布的公开消息看，志愿军在朝鲜处境艰难，保障不力，各位，这也算胜利吗？”

杜聿明说：“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个胜利的标准。”王耀武附和道：“说得对，中国军队在朝鲜和美国军队打仗，中美两国实力悬殊，这就好比是一个瘦弱的身体不壮的人，跟几个彪形大汉交手。双方的力量完全不对等。”

叶立三这时候表现出一个中国军人的态度：“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作战，没有一触即溃就是胜利，没有土崩瓦解就是胜利。守住了国门，那就是胜利。不仅能够向前推进，收复失地，歼灭敌人，给敌人以大量伤亡，迫使敌人大踏步后退，这就是胜利，而且是伟大的胜利，胜利中的胜利。”

宋希濂立刻赞成道：“我赞同这个标准。”杜聿明、王耀武也纷纷表示，同意这样的标准。特别是长津湖战役的胜利，使叶立三这块顽石彻底感动得五体投地，他声情并茂地解读完长津湖战役的资料以后，诚恳地说了一声：“兄弟们，我服了！”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态度。陈瑞章说他被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征服了，刘安国说：“别说是你了，连叶立三都服了。就他那人，他服过谁呀。”

叶立三此后的言行举止的确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以前一直认为，国军的失败、解放军的胜利，就是成王败寇的结果。但是，自从看到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到北京新光灯泡厂做了技术支援以后，他眼看着工厂里的干部职工日日夜夜为工厂呕心沥血的工作，他的内心世界被彻底震撼了。他此后才开始从共产党人的信仰、价值观考虑问题。他先是向副所长胡大树索要《共产党宣言》，继而又和别人探讨“利他和利己”的问题，看到管理所医务所护士梁冬芳全心全意照顾战犯，他也深受感动。

在功德林管理所学习改造多年以后，叶立三的思想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他专门找到所长王英光，谈了自己的一些随机想法：“我们刚进功德林的时候，总是在想‘老蒋待我们不薄’，经过在功德林这么多年，其实我倒是觉得，是共产党待我们不薄。我们没有给共产党做过任何事，甚至以前一直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是，共产党尽一切努力帮助我们迈进新的人生，共产党不欠我们的，是我们欠共产党的。”

王英光赞赏道：“你现在思想认识的水平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叶立三谦虚地笑着说：“我也感觉到了我自己的一些变化。说实话，你们是为理想而奋斗，其实，我们也是为理想而奋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走着走着，我们之间的距离就越走越远了。”

王英光真诚地说：“我推荐你看一本书，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它的来龙去脉。它会让你清晰地认识到，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它经历了复杂的哲学演变和发展，并不是空中楼阁。”

“好，我一会儿就去找来这本书看。”叶立三真诚地说，“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自从我们被解放军俘虏以后，就得到了解放军俘虏政策的宽大对待。虽然我们的身份明确为战争罪犯，但是人民政府依然给予我们最宽大的人道主义待遇。从来没有压迫我们交代过任何罪行。我们写过自传，写过简历，填写过各种表格，但是怎么写怎么填，都由我们自己决定，人民政府从来没有强迫过我们。不但没有任何逼供，也没有任何追究。你们希望了解掌握更多的情况，但是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过去的历史，我们曾经的经历，特别是我们在历次反共剿共中的经历和罪行，我们还从来没有完整地向人民政府说清楚。”

王英光插话道：“我党一贯的政策，就是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不管你们交代什么样的罪行，都不会惩罚你们。”

“改恶从善，重新做人。那么什么是恶呢？恶在哪儿呢，我们必须要把过去从事的恶向人民政府交代清楚，这才是改恶从善的真正态度。”

功德林管理所的战犯们纷纷自曝过去自己所犯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罪行。宋希濂交代了自己杀害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烈士的经过，王耀武交代了自己追杀红军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领导人方志敏、刘畴西、寻淮洲等人的罪行。叶立三也交代了自己在皖南事变中杀害大量新四军的罪行------

在他们的带动下，就连以前顽固抵抗改造的康泽、徐远举等人，也不停地交代过去的罪恶。

王英光在日记中写道：“我终于把心高气傲的叶立三这块顽石给撬动了。”